１０１會客室11月紅人 訪談、撰文：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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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不言── 劉索拉 反省、再思。
十年文革 百年悲慟 選讀中國歷史又或曾經歷、聽聞甚至目睹十年文革的華人，對「樣板戲」這個名稱，相信未感陌生。它對修讀藝術、從事藝術的劉索拉而言，更有咬牙切齒的自然反應。 「這種藝術，其實是殺人，它是把你的頭腦簡單化，之後，個人的魅力都沒有了，而且，不光是這個可以殺人，當時，它實在的殺了人，很多老藝人被關了，殺了。」劉索拉對「簡單化」這個現象，有錐心之痛。 「我們仍是繼續宣傳性藝術的道路，我們在延續上一代，沒有改變，甚至用宣傳藝術形式去做我們的商業藝術。商業藝術在香港可以不同模式，但是，在中國商業藝術也是特別簡單的模式，繼續延續宣傳性藝術的影響，把人民的腦袋簡單化，對藝術，是一種障礙。」 無奈，這種模式性的影響，已深深滲入每個角落，藝術界存在，商業界存在，甚至教育界，總之，無處不在。 「我聽到有老師教學生說：『你們有沒有關係弄你畢業』，『你們去找關係去找份好工作』老師都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什麼老師會這樣說？因為老師都是在宣傳教育中長大的。即使女性的自我形象也是，女孩都覺得女人的一輩子都睹在一家裏，為什麼呢？這是不正常。」
伯父劉志丹為中央紅軍人物 宣傳性藝術隱含的模式性的侵害，由當時毛澤東妻子江青一手操刀，把一切唯美的各類藝術文化，統統甩進火埋或禁演，對藝術界造成沉重損失，把人的創作意欲更毀於一旦，「殺」人於無形。不過，它亦把實體的人，殺過片甲不留。 55年在北京出生的劉索拉，父親劉景范是當年中央紅軍紅人劉志丹的胞弟，母親李建彤則以執筆書寫為任。李建彤誕下劉索拉後，翌年，黨為對工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她遂接受了工人出版社擬訂出版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計劃，創作大伯《劉志丹》小說。 3年間，她游走四處，搜集寫作資料，1958年，她開始提筆創作，耗時五年，終寫成《劉志丹》小說。1962年，她把書交予一名省委書記望他提交中央，徵求意見。不料這部小說，竟成反革命的罪證。 同年8月，中共中央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等人談論過後認為，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先父習仲勛「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和他愛人李建彤，合伙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目的是為高崗翻案。」
筆隨意後 審查十六載 誰會料到，一本小說竟可被標籤為反黨。李建彤被「三堂會審」之餘，所有跟她接觸的、跟小說相關的人，統統株連，人數之多，如若晨星。 被查者，統統慘淡收場。習仲勛被撤掉副總理的職務，審查了十六年，被關押八年；一機部副部長白堅因「為小說提供炮彈」，在一機部被批鬥致死；出版社社長高麗生受盡肉刑，被折磨致死；其他職員被打致內傷或受電刑懲處；小說的責任編輯何家棟全家被趕到鄉下，六口人每月只給三十元生活費，母親和兩個兒子終在貧困中病死。即使沿途無數協助過李建彤的民眾，也無辜大禍臨頭。 至於，劉景范及李建彤當然不能倖免。當時，毛澤東身邊隨從康生一句：「你們為甚麼不揪劉景范？他老婆寫了一本反黨小說《劉志丹》，不批他們，你們就還算革命？」全國各地，立即貼滿批判小說《劉志丹》的大字報。1968年，劉景范被指反革命，坐牢7年；李建彤則被鎖在地下室，勞動改造。 事件發生時，Sola只有7歲，但是，所有事，她看在眼內，刻在心上。所以，劉索拉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說：「我特別瞭解中國人的人性，特別理解他們，所以，我能對中國人原諒，因為我是生長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從上到下，大人物小人物，我都瞭解。中國的老百姓特別好，特別好，特別單純，文革時，也有很多老百姓殺人，但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有一種保護人，不害人的心。」
名為索拉 取其 So La 音符 李建彤正因自己從事文字工作，明白箇中的辛勞，再加活在政治圈中，更明白文字的風險性，所以，她要子女學習無言的藝術，更索性把三名孩子的名字以音符命名，以示其心意及決心。於是，Sola3歲時，已開始把「幼」小的指頭放在黑白鍵上，按下，按下，長大後，更索性一步一步踏入中央音樂學院修讀音樂。 由孩稚時代，以致1987年起，遠赴英倫、美國等多國，與不同音樂種類的音樂人共同創作，共同演繹，無目的性的藝術，一直是Sola的良伴。2002年，她再踏足自己的國土，可是舉目可及的都是沒有靈魂的宣傳藝術、聽到的盡是利害關係的教導，甚至無靈魂的話題，她真的感到如熱鍋上的螞蟻。 「我現在聽到年青人走在一起講的，不是房屋就是錢，我不是一個反物質的人，但是，這不是一個話題，還有別的，這卻是天天在餐廳聽到的話題。．．我奇怪的是，我們怎麼去面對年青人，我們對不起年青人，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再不反省，我們對不起下一代。」
不誤人子弟 只求自我反省 但是，她堅定說，沒有野心教人，更無野心要求人反省，如跟一群音樂家合作時，她也不會絶對要求每名音樂家演奏她的曲譜，或依從她的節拍，相反，任由每人尋找自己愉快的位置，恰當的音符，一切一切，她只會要求自己。 「我想很多人不願意面對，因為要重申面對新的東西，更可能再次要觸碰傷口，更重要，可能不少人當時也參與其中。．．．我夠幸運，我當時把自己躲藏起來，封閉自己，把自己的感情放在自由藝術的追求上。」劉索拉特有的「冬眠」方式，就是把自己的頭栽進被指封建、反革命的傳統藝術，在家偷偷的聽唯美、純美、多元性的各類表演如京劇、河北梆子等北方傳統藝術作品。
驚夢醒覺 乍現女性悲哀 由於有這日以繼夜的接觸，當她在2008年香港新視野藝術節中與德國現代室樂團上演自己創作的歌劇《驚夢》時，她不單再仔細地抽絲剝繭理解何謂傳統藝術之餘，更不惜重申面對昔日的傷痛，不過，卻以理性的態度來剖析創立宣傳藝術，樣板戲，更藉之殺人的江青，來剖析政治藝術帶來的傷害之餘，更透過她理順，女性由盤古至今，同樣的悲劇，不斷重複，且是自己主動上演。 「香港現在很少有太太，但是，中國就有一大批，如果不是，她們都會去找有權力的男人，手法如找老闆、找有錢有權的男人，女人就是要靠男人得到自己要的，是一個悲劇。很多女人知道這就是截徑。．．．我往外國跑時，便有很多人跟我講，這樣的方法，這樣去謀生，．．．很多年青女孩以為這是截徑，沒有這個截徑，你就要多幹活，你有這個截徑，你幹一個活就得了。看這個截徑，好似好，但是，這個截徑往往不是保險的結果，它帶來的往往是反面結果。」 不過，在劉索拉眼中，她仍堅信「女人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高等智商的動物！」
後記 跟一個身經百戰的藝術家做專訪，有意思！ 跟一個複雜而又看透世情的藝術家做專訪，是幸事！ 你目睹雙親的經歷、文革的洗劫、八九民運的沉痛，何解呼吸了廿年自由空氣後，2002年回國？ 「我對中國特別有感情，我的家族是一個悲劇，很大的悲劇，但是，畢竟悲劇也要發生，．．．我特別不愛提，提了，就苦，不要為媒體、家庭都去苦。．．．那怕我個人在大陸有再多的困難，很多事情並不是做不到，但是，我不願意對大陸以外的媒體去抱怨，抱怨本身，我覺得就不是好，因為我選擇在大陸生活，我有一個典型的家，我的一家都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長大，若我抱怨，我從生出來就應該抱怨，但是，我沒有。」 回國後，初感是怎樣？ 「中國的變化很大，意識形態很模糊，不知往那裏走。中國現在崛起是因為現在有錢了，糊塗是它不是一個殖民地國，但是，意識形態上卻受著殖民地國家影響，受其文化影響，這是中國的糊塗，不應該的，因為全世界國家都知道要保存自己國家的文化特點，但是，恰恰中國現時相反，還以為西方的是先進。」 藝術家講求自由創作，在中國可以嗎？ 「中國是有政治審查，我們從小長大就已經有。但是，這不是阻止藝術家的事情，這不是阻止藝術家創作的理由，這不是一個理由。．．．．審查，全世界都有審查，我在西方國家的作品也常被審查，也有被取消的，．．．我不可能被審查後就跟媒體講「我今天被審查了」，這個太幼稚了，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人就是活在審查裏面的。」 對談中，心裏好想認識她的雙親，因為，我相信DNA。一頁又一頁翻看Sola厚厚的資料，縱有不能釋卷的情景，但亦有不能釋懷的情緒。 直至，目睹Sola的母親於1962年把《劉志丹》小說交予一名省委書記後，對方閱過後說「不能出版」後，劉媽媽火了，說：「稿子你不看就不讓出版，豈有此理！」1976年，文革結束，劉媽媽的文字獄亦告完結，但她已立即喊著要平反，無懼風浪。 劉索拉的美，原因之一是承傳了母親的DNA。 沉鬱於中國經年人禍的心緒，終可有舒坦的空隙，呼呼氣，望望天，天是一片．．．．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