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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教育的迷失│教育失敗求諸野,香港文學研究須重視── 從創作與研究的角度思考香港文學教育發展

陳智德 | 2016-07-12 12:15:45 | 分享到

 (圖上)考試和升學主導的文學教育變成沒有文學的文學教育

受不了體制內激發反動力量向外求

  【港人字講:陳智德】文學教育的本質,在於超越平庸,走出語言的實用性框框,掌握通向藝術和理念之途,承傳文化,成就個人獨立風骨,不因利勢左右,使人性的存在更為完整。文學教育有點像藝術教育,很難量化或以實用、利益判斷,在一次過或一學期的課程和體驗行為之後,更需要持續長期沉浸,它的成敗取決於文化環境的配合、以至藝術傳統與經典的薰陶,也靠賴學生自身的意志和生存空間的支持。文學教育一方面需要有普及層面,因為基本的文學素養,對一般學生和社會的其他方向發展都有長遠裨益,另方面,文學教育更不能忽視本身專精、尖端層面的培育,需要空間予真正有志並具相應水平和條件的學生,從創作、評論和研究各領域向上提升。在實踐方向上,文學教育除了藝術品味的提升,更是視野的銳化,它是個人生命情調以至志業的培育,多於一項技藝的教習

   九七回歸以前的三、四十年間,在香港有志於文學的青年,其所領受的文學教育,主要透過報紙副刊文藝版、文化雜誌、書店等媒介以及由民間團體興辦的文學獎、戲劇、講座、寫作坊、展覽等活動,例如六十年代有各種文社和詩社的座談會、有創建實驗學院(創建學會)主辦的詩作坊;七、八十年代有青年文學獎主辦的徵文比賽、中學巡訪、有香港青年作者協會主辦的文學營、學習班等等。其間,主流教育體制的參與近乎零,卻是香港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由各媒介及民間團體催生了兩、三代的作家。

  反思九七回歸以前的主流體制內的文學教育,所使用教材長期停留在早期五四作品如冰心的〈寄小讀者〉、朱自清的〈背影〉、聞一多的〈也許〉,實際上為體制外的民間文學教育建立反向、反撥的動力,就是因為受不了考試導向、實用語文導向的體制內教育,才激發具求知慾、懂得反叛的學生向外尋求,例如在教室被迫觀看教育電視中文科節目的詩歌朗誦環節而嘔吐大作的學生,領悟到詩歌不應如此受辱,更自發到書店尋找詩集;上課誦讀冰心〈寄小讀者〉至沉悶欲絕的學生,在書店發現《香港文藝》、《秋螢》、《九分壹》等文學雜誌而如獲至寶。

不必花時間批評令學生厭惡文學的教育體制

  九七回歸以後,教育改革雷厲風行,課程一改二改三改,教師壓力與焦慮如受困鍋爐,疲於處理愈益初階也愈益瑣碎的教學內容。如此主流體制教育,培育出大批鬱結重重的師生,按理應該催生更多向外尋求文學的學生,可惜九七回歸以後,特別二千年代以後的報紙副刊文藝版、文化雜誌、書店等媒介幾乎全線倒閉,學生接觸真正文學和投稿的園地大大減少,有一段時期,公共圖書館舉辦由關夢南、葉輝、黃燦然等任教的寫作班,以自由、開放的討論氣氛,一時培育出不少青年作者,可惜未有相應的發表園地。《詩潮》、《月台》等刊物壽命太暫,東岸書店、阿麥書房僅數年而止,體制外民間文學空間的急劇萎縮,才是香港文學發展的問題癥結。

  中學課程本可普及文學知識、培育閱讀能力、興趣和習慣,可惜在考試和升學主導的環境中,文學教育變成沒有文學的文學教育,甚至引發對文學的窄化、矮化,愈有志向的學生愈厭惡文學,談不上有興趣或閱讀習慣,只徒然生出教育的反效果。因此,文學教育不能過於倚重教育體制,更不必再花時間批評體制或提出意見要求它去改善或「改革」,夠了,教育體制不再摧殘教師、不再磨滅其熱誠已屬萬幸,但有可能嗎?教育體制一向致力摧殘教師以增進「業績」,教師熱誠只能與售貨員看齊,它重視的是數字和消費者(包括學生、家長、僱主、企業、官僚、政客層層壓下式的消費),實際上,教育體制原非一意孤行地推行自己的理念,它推行的本就是一種大眾默許的、配合主流政治社會取向的工業,在其暢銷品牌連鎖回贈優惠產品系列中,不需要文學,文學也不應受其糟蹋。


陳國球總主編之《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冊,成果豐富。

靠賴民間力量卻缺乏發表園地和研究學生

  香港的真正文學教育,仍必須靠賴民間力量,期望學生在體制中厭棄或被扭曲的,有一天會在體制外重拾,香港文學本來一向在體制外自行發展,關鍵的是,目前體制外的空間──報紙副刊、雜誌(包括紙媒和網媒)、出版、書店、廣播、電影和音樂等等媒介,以及民間團體的發展取向,可容許多少文學空間、自身的視野水平以及持續性(即是資金、經費)可有多久,都是極端使人憂慮的事。一個城市的作家,不能靠中學、大學之寫作課去培育,課程只能是一個啟發點,單靠寫作課所培育出來的寫作行為都很短暫,大部份學員在課程結束後終身不再寫作,這不是課程設計者或執行者的問題,而是外界未能配合,根本沒有發表園地,沒有真正的討論、回應以及可供參與的環境氣氛,創作只能停留在交功課、交習作以求取分數的層次。真正來說,文學的發展必須予讀者、投稿者(不管他們是否學生、是否年輕)有空間,才有機會成為作者以至作家。

  問題另一方向是高等教育(或稱大專教育)層面的文學研究的教育,本來,香港文學之研究資料,歷年整理了大量,香港學者、作家如盧瑋鑾、黃繼持、鄭樹森、劉以鬯、吳萱人、胡國賢、黃康顯、璧華、林曼叔、方寬烈、也斯等等,以至大學和公共圖書館,對香港文學史料整理、保存,用力甚深,整理史料並出版多種資料彙編、作品選集、作家傳略、書目、年表、年鑑、資料庫等,其間最重要的有盧瑋鑾、黃繼持、鄭樹森所編之《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等五書,新近亦有陳國球總主編之《香港文學大系》十二冊,歷年成果可謂豐富,所不足者是利用資料作研究之學生。

香港學術界不設科,港外卻勃興更多研究者

  以上歷年整理出的香港文學資料,利用它作最多研究、也最關心香港文學研究的,竟然不是香港學生,而是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的學者和研究生,包括九十年代以來從事台港文學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古遠清、袁良駿、劉登翰、王光明、趙稀方,台灣之李瑞騰、應鳳凰、陳建忠、須文蔚、游勝冠、簡義明,韓國之朴宰雨、金惠俊,日本之藤井省三、池上貞子等等諸位難以盡錄,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碩、博士研究生,也有不少選取香港文學為研究領域。回看香港,在中大、港大、浸大、嶺大、科大的人文學科學系研究生,名額本來就不多,在大學本科開設「香港文學」科的大學亦莫名其妙地少,而受限於師資人數及本科畢業生對香港文學的認識,加上更實際的研究生出路方面的考慮,以香港文學作碩、博士論文題目的更屬少數,我很恐懼,二、三十年後(或更短時期),香港再無本土培育出以香港文學為專業的大學教授。

  我們固然感謝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的學者和研究生對香港文學研究的熱誠投入,但香港本身始終不應在「香港文學」的研究領域中過於自限,一方面引人笑話,全世界的已發展城市只有香港,對自身之文學研究數量稀奇地少,大學不開設「香港文學」科,我們視作慣例,卻教外國學者大惑不解;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的學者各有其所在地之觀點角度和立場,即傾向站在中國大陸、台灣、韓國、日本的角度來評論香港文學,這當然有利於學術研究的多元發展,然而香港本身之香港文學研究之重要性,在於這項領域中持守獨有之香港角度,它的邊緣化,同樣也會是香港角度、特別是學術研究層面上之香港文學理念聲音的邊緣化。

  因此,在碩、博士高等教育層面的香港文學研究教育,是刻不容緩的事,香港的香港文學研究教育,本有接近資料來源的優勢,也更容易理解香港文學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象,研究生除了繼續在學術專業發展,也應可在香港的策略發展特別是文化政策以至具體行政上作出貢獻。香港文學研究教育者在其間亟需培育的,是文學傳統和香港角度的傳承,使香港文學既有的人文精神,透過學術論述而能發揚,以至創建新理念。然而在學術和教育角度的討論之先,似乎更迫切的是回到大學研究經費、撥款、研究生名額以至研究生出路的老問題。


香港文學研究整理了大量資料,所欠的是大學裏的香港文學研究教育。

文學推廣、培育人才僅屬基本

  香港的文學教育,應該包括文學知識的推廣、培育創作人才和高等教育層面的香港文學研究教育;前二者仍須仰賴民間團體的努力,或教育體制以外機構如公共圖書館、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共同努力,其間須有媒介和文化環境的相互配合。文學知識的推廣普及是基本工作,但更須向高處看,追求提升,而不能一直只顧於針對大眾的推廣宣傳,香港文學不應長期在基本層次反複重述初階內容。文學創作方面,應以培育作家可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一流作家合作對話為起碼目標,香港文學一直保存「言文分途」的書面語寫作傳統,這本是嶺南文化傳統一部份,香港文學作品正作為「言文分途」的具體語言實踐記錄及藝術深化結果,豐富了傳統中國語言的既有成份,是香港中文書面語的優點所在,也是香港文學的特色之一,「言文分途」的書面語寫作使香港文學有別於中國大陸和台灣近乎言文一致的寫作語言。當中的教育意義,可說是關乎本土,亦超乎本土,除了文學本身範疇的創作,也應可與電影、電視劇本的創作以至跨媒介的創作教育廣泛合作。

  至於高等教育層面的香港文學研究教育,屬於大學範疇之事,如上文所論,位置十分重要,關係到香港文學的論述角度、解釋態度、話語力量和人文傳統的持守,絕不能輕率任由繼續忽視。然而大學本又屬於正規教育體制一環,香港的文學教育始終無法擺脫教育體制的羈絆,不過大學教育本就應在體制中保持高度自主,香港文學研究的教育、香港角度的香港文學碩、博士研究生教育,最終能否獨立地受到重視、學者的空間和研究生的出路能否改善,應受到更廣泛關注。

消失中的香港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華文文學的缺塊

  歸根究柢,香港的文學教育,不是一般人以為的「文學界別」內部的事,它關係到香港新一代作家和文學研究學者的水平和數量,也就是關係到香港既有的人文傳統和文學理念,以至整體城市的文化水準和視野;如果香港的文學創作以及香港文學研究,與中國大陸、台灣的水平和數量愈趨懸殊,突顯香港視角和聲音在當中的缺席、弱勢甚至進一步邊緣化,將是華文文學領域中無可挽回的缺失。香港角度的文學創作以及香港文學研究的消失,亦將是香港的消失。【101】

作者簡介:陳智德,著有《地文誌》及《解體我城:香港文學1950-2005》等。2012年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之香港作家,2015年獲頒「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藝術家獎(藝術評論)」。

編者按:本文題目及分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香港的文學教育發展:從創作與研究的角度思考」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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