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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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輯:書展中的香港文學】城間行者--李歐梵的人文香港與公共寫作

吳國坤 | 2015-09-21 11:56:56 | 分享到

前言

  【港人字講:吳國坤】李歐梵老師作為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於2015年7月間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三場演講,分別為「游離於三個世界之間」、「從香港探世界:文學創作和文化理論」、「從世界視野重塑香港文化」,當時我不在香港,因此錯過了老師的演說,適逢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想我撰寫一篇綜合評述,讓大眾更了解李老師近十多年以來涉及香港的文學和文化評論的寫作。我在大學年代已是李老師的讀者,《中西文學的徊想》(1986)和《狐狸話洞語》(1993)是其中的啟蒙讀物之一,研究生年代得鄭樹森教授鼓勵,膽敢叩李老師門下成其門生,畢業後得以回復老師的忠實讀者身份,偶爾還成為其演講的座上聽者。趁這機會草此短文,聊表多年來對老師教誨的謝意。

都市漫遊者關注下的「人文香港」

  李歐梵自2004年從哈佛大學榮休而重回香港任教和定居,已不想多作高深理論的學術文章,不在乎學術界的名聲,而更以一個「公眾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姿態,為各大報章及期刊(包括財經雜誌)撰文,從世界性的廣闊角度觀照香港和當代全球化文化大勢,出入於理論與文化感性,甚至乎剖析當代中國和香港的政經和城市發展,以其經院中的哲人學養,目光投射到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萬象世界,反思香港在全球化發展下面對的困境和出路。他近年活動已不限於單纯學術或文學會議,舉凡有關電影、藝術、建築、音樂等文化交流聚會,都會見到他的身影,為其所見所思,所言所感,發為文章,碩果豐盛,先後收錄並結集為《尋回香港文化》(2002)、《清水灣畔的臆語》(2004)、《又一城狂想曲》(2006)、《人文文本》(2009)、《人文今朝》(2011),此外還有英文専著,《世界之間的城市:我的香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哈佛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書迄今還未有中文譯本,誠為可惜),以及《沈思:閱讀香港、中國和世界》(Musings: Reading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World),2011年出版,從世界文學的視野閱讀中西的文本。

  李歐梵在《尋回香港文化》的導言中,作了一番幽默的自述:「最近幾年,我發現自己的中文文章有點精神分裂。我對於當代文化的關注,似乎已經超過學術研究的範圍,而想親身介入,用一種較主觀的文體作文化批評,所以學術的深度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似乎又不願意放棄學院中的文化理論,甚至在雜文中也引經據典,生怕學界同行以爲我已淪落江湖,做不了學者。」(註1)他謙稱文章略欠學術的深度,其實不然。他對美國學院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風尚,不以為然,往往主題理論先行,而且語言艱澀,認為早已走入象牙塔的死胡同,許多理論甚至與當代社會文化發展脱節,更難寄予發揮「啟蒙」(enlightenment)大眾的奢望。而置於香港這一複雜的文本,身處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泛濫大潮和大中華國族認同的大勢的夾縫中,學院派的論述實不足為訓,因此老師要身體力行,「想親身介入」,在理性的層次上要加一番文化和歷史感性經驗,要實踐觀察,要掌握和分析細節,以「較主觀的文體作文化批評」,而雜文的文體就正好大派用場。

  李歐梵早年對晚清民初副刊的研究,在學界已是開風氣之先,他更是魯迅雜文的愛好者和専家,對香港的副刊文化更推崇備至,認為可以直追晚清民初的上海。(註2)我想他一直關注「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的發展脈絡,更着意通俗文藝對大眾心靈和社會的啟迪作用。由此而來,他在香港不懈地在報章雑誌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辛勤開墾,其港式雜文可謂與晚清民初的副刊遙相呼應。相較魯迅式的文筆有時咄咄逼人,甚或尖酸刻薄,他的香港雜文更覺是溫柔敦厚,情理並重,他不時又以「半個香港人」自詡,娓娓道來香港的故事,要為香港人打氣,但愛之深而責之切,有時又為香港政府不善加利用歷史和文化資源而大聲疾呼。他對人文空間念念不忘,輔以其都市情懷和中國情愫,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雜文中有對「人文香港」的關切,還有作家以「都市漫遊者」(city flâneur)自居的姿態,對香港都市處在世紀轉折中的觀察和批判。

以邊緣作為觀察香港的位置

  〈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一文(註3),早在1995年初發表,其時今日流行的「香港文化研究」還在萌芽階段,李歐梵作為現代中國研究的専家,對香港在歷史上的文化邊緣位置,非但不予輕視,更相信大有可為,在當時(以至今天)的歐美學界真是異數。例如他認為香港的流行文化和商業電影中的懷舊片、神怪片和武俠片等,誇張失實的形式和故事背後仍然潛藏中國的文化因素,而其反諷、揶揄、甚至插科打諢的表達方法反能提供另類的「歷史想像」(historical imagination)。而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鄉土中國」和國家心態,揮之不去。(魯迅當年更視南來香港為「畏途」) 。他一向反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中原心態」:「我認為中心心態的人容易唯我獨尊…...在思想模式上仍然是一元而非多元的。如以中原的心態來面對世界潮流,其論述模式極易形成中西對峙的二元論法,總是把中國和西方籠統化。」(註4)因而他相信人反而要處於不同文化之間的邊緣位置,才能領略多元文化的創造性,才可以立足世界,同時紮根本土。

  當年李歐梵的中國邊緣性文化視野,建基於香港和上海的都市通俗文化,締造上海—香港的「雙城記」論述。而對於香港回歸後人們常將滬港經濟發展作比較,他認為「目前香港人對上海的恐懼或嫉妒,或上海人自覺已經超越香港的自大自滿,都是不必要的心態。」(註5)因為城市的生機,還要看其「文化資產」(cultural heritage),而他覺得世上少有一個大城市的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像香港一樣聯繫得如此緊密,香港在「文化資產」這方面仍然相當雄厚,只是沒有善加利用和發揮。(註6)此外,香港還要急起直追,尋找另類的人文空間(例如牛棚書院),優化通才教育,以至文化政策,這都見於《尋回香港文化》的文章中。當今日有關香港和上海的研究已蔚然成風之際,他已建議大家要同時關注台北、新加坡、吉隆波、檳城等當代華人的都市文化,甚至提出對珠江三角洲的願景,對廣州、香港、澳門、深圳、珠海、東莞、佛山、中山等地方的新都市建設,有必要顧及鄉村和城市如何結合,歷史和文化足如何保留等問題。他亦關注城市文化的保育問題,反對中國只高舉全球化的旗幟,在各個城市無止境蓋建美麗大樓和崇高建築,象徵西方資本主義和消費物慾的「超級現代主義」(super-modernism)並不可取。近年中國經濟因為過度開發而出現大量的「空城」或「鬼城」,可見問題之嚴重。近世都市化肆意地擴張,人欲漠視天理,令人擔憂,但他更關切文化的傳承,關鍵是如何把中國文化美學中的「田園模式」(pastoralism)用新的形態展現在城市之中。如何把珠江三角洲變成一個城鄉互動、多采多姿、適宜人民居住的地方?(註7)强調是城中有鄉,而不是一味地「城市化」(urbanization),這才是中國走向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國際性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康莊大道。

  在〈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一文中(註8),李歐梵提出香港文化面臨兩大危機:「一是香港本身的文化認同,即她到底要成為一個屬於中國而又有中國特色的海港大都市和金融中心,還是成為一個和中國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廣州—不盡相同而的多元文化國際大都市?」而前者顯然並不可取,因為「從長遠的文化發展而言,如此則香港遲早會被邊緣化,被內地各大都市超越,而成為一個毫無特色的沿海城市,最多只不過和廣州差不多,其前途端靠『大珠江三角洲』的國家重點計劃如何將之整合。」至於後者,他心目中的「國際大都市」,並不單是全球化經濟發展下的一元化經濟城市,而是更具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特色的多元文化都市。香港一方面面臨政治與經濟要和中國融合的現實,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勢力更不可擋,香港人對自身地方探尋多元的文化空間並不容易,但並非不可能。這可以分兩方面去思考:其一,一個具備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市有何「地方文化」特色;其二,一個具備多元文化視野和胸襟的國際都市人和「香港人」有何模樣和特質?第一點可有較多的討論,第二點可能較抽象,現在簡單闡述第一點。

念念不忘香港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

  李歐梵最擔心是香港跟隨全球化的發展路向,最終變為一個只有環球同質性而失卻地方特質的「通屬都市」(generic city)。「通屬都市」的概念來自名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as)的名文,用來形容近年在亞洲冒起的新都市模式 (例如新加坡、曼谷、吉隆坡、孟買,而西方以洛杉磯為例),特色是一切都市建設是毫無地方特色的高架公路、鐵路、摩天大樓、新機場、酒店、商場和娛樂場所,兼容並有之餘,目的是招待來自全球的商賈、才俊和遊客,以增加城市在環球的經濟競爭力,至於這些城市的地方文化和歷史,並不重要,或少許的地方文物保存也是為招徠旅客之用。(註9)他明白香港人對於歷史的健忘也許是事實,但不希望香港因此就發展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通屬都市」,認為香港跟上海相似,有一段殖民或半殖民的歷史,過去的陰影其實有助發展城市的地方文化和集體記憶,製造出一種文化身份與驕傲。他以上海「新天地」為例,它是結合三十年代上海的里弄空間和中共「一大」會址而略帶懷舊氣息的新都市空間(當然這種新興的消費文化亦為人垢病)。(註10)其實香港擁有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文化資產,但對文物保護和歷史記憶並不予重視,更大危機是城市的活力正被地產商,大商賈和政府的高地價政策蠶食,而政府的官僚體制亦容易桎梏民間的文藝文化發展活動。(註11)

  香港回歸以後,李歐梵大部分時間定居香港,講學、交友(尤其喜愛與年青一輩交流,扶掖後進)和參與不同的文化活動,對香港的都市文化和香港人生活形態有更深切體會,不會像一些外國或大陸的學人一般高調或抽空地評論香港大勢(甚至不屑認為香港已没有任何值得討論和研究的地方,或許經濟上還有些少「剩餘價值」罷)。因為他念念不忘的是都市日常生活,還可待塑造的人文空間,還可能挽回的文化記憶。從浪漫回歸現實,有些香港人或早已感到無奈和迷惘,但李歐梵仍堅持他的世故和天真,將香港以「我城」(My City)自居,令人想起西西的《我城》。他心目中的「我城」,應是具有公民參與的民主社會,同時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視野,並可作為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階模。(對公共建築和城市歷史的關懷,也呼應近年香港冒起的公民參與文化保育運動,例如保衛皇后碼頭)。《人文文本》中,但見老師的興趣已旁及關於建築和城市記憶、人文空間和城市中國等問題,尤其關注中國城市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關鍵是公民如何參與城市發展:「我城為誰而建?」(For whom the city is built?)。(註12)他以易卜生名劇《建察巨匠》(The Master Builder)和艾安蘭德 (Ayn Rand)的小說《源頭》(The Fountain Head)為譬喻,說明二十世紀建築師已抬高至神級地位,當下還愈演愈烈,而當代中國各大城市競相擴建翻新,各國建築「大師」頓成為「太上皇」(例如庫哈斯設計建於北京的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大厦),當外國建築師與中國政府豪花國庫本錢,合作無間,試問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或想瞭解中國文化?外國建築師真正了解中國社會和人民的生活嗎?(註13)

  另一邊廂,李歐梵感嘆香港的建築太過為政府或大地產商和資本家服務,建築師鮮有發揮個人創意的空閒,又變得太過循規蹈矩。在《又一城狂想曲》中,他以又一城作為起點,反思資本主義和香港發展極致的商場文化,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於十九世紀在巴黎對「拱廊」(Arcades)的觀察和反思,索性與班雅明進行一場「對話式的想像」(dialogic imagination),以歐洲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對照今日香港的商場現實情況,反證全球化資本主義在亞洲的後續發展。的確,在高度資本主義催生下的又一城現代「拱廊」,其迷宮式的空間佈置真是青出於藍,處處以消費者慾望為依歸(包括大批從中國大陸乘鐵路直接來港的旅客);但資本主義的創意,只服膺消費主義,漠視文化和人文空間;他擔心香港的公共空間被日漸偌大商場和消費文化吞併,動感之都變成慾望之都。因而他大聲疾呼,認為建築物應該從文化「肌理」(英文可譯作texture或fabric)入手,而非建築師個人的權力慾或自大(ego)的表現,甚或是政府和大商家的操控和設計。他希望建築和空間應在構思上處處和文化和歷史的記憶連成一體,不能過分注重功能,而忽略形式和公民參與。在西九龍文娛區的意見上,他甚至呼籲建築應由各地產商捐獻,並請本地和國際建築師參建,為香港建立一個有真正品味的國際形象,不應再把文化區變成另一個地產豪宅項目。(註14)

  李歐梵並不完全抗拒香港的資本主義和「動感」生活,而寧願取香港的「逼」與「動」而多於新加坡的長官式城市規劃,甚至覺得近年上海鋪天蓋地的擴建工程已失昔日人氣,更享受今日台北的老式人情味(看來更像今日香港年輕人,喜歡台灣的另類生活)。他分析說,香港這個都市仍能保持一種高度的「動感」,難能可貴,問題是如何把這種「動感」融入整個都市的「肌理」之中。「我心目中的都市文化絕非高雅式的陽春白雪,而是雅俗早已熔為一爐的日常生活文化。」(註15)如何把香港這個城市的「肌理」重新織造?這不是功能主義或功利主義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是把興建新樓和古蹟保育作某種百分比或作某種程序考核可以解決的問題。「肌理」猶如人的身體,除了骨骼之外還有肌肉。「肌理」又不只是指身體,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對一個城市的「實際肌理」,他有一個不成文的理論:除了本地市民生活的豐富性,和一種如家之感外,也應該讓外來遊客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例子有阿姆斯特丹、聖彼德堡、巴塞隆那、檳城、馬六甲和京都等),甚至能勾勒出另一種地方的集體回憶─這就牽涉到關於建築、文學、電影、音樂和藝術的文化範疇。只有文化肌理才能完滿織造城市底氣,創造一個宜居的城市。

以港人自居的香港情懷

  受到班雅明的啟悟(或受到又一城經驗的刺激),李歐梵曾經和一眾文化人和市民到港島的舊社區「行街」,作都市漫遊人,體味香港的街坊文化,抨擊官僚體制和無情的長官意志何以扼殺社區生活和地方歷史,又以灣仔區歷史悠久的「印刷街」和「喜帖街」為例,向班雅明訴說:「如此下去,我們將會生活在一個荒謬的「美麗新世界」中:到處都是大同小異的高樓大厦,不出門就可以遊遍世界。」(註16) (近日側聞更有人提議要拆去中區的電車服務,如此香港的本土風味將喪失殆盡)。行者無疆,李歐梵這十多年的香港研究,我看是一步一步的行走過來,英文専著《世界之間的城市:我的香港》其實就用上漫遊人的行走策略。(註17)全書以八章篇幅以劃分其文化史勘察之旅,包括香港島的維多利亞城、中區、灣仔、太平山、九龍半島、和新界,最後二章縷述香港的生活方式和當今複雜的中港關係。聽聞當日出版商只想他寫一本方便大眾認識香港的遊記,放在各大機場的書架上,供旅客閱讀。但他一路研究下來,把本來普通的遊記塑造成一本有關香港文化史和都市地理文化(cultural geography)的専書,以一個遊者的敘事角度,交待每一個都市角落隱沒而豐富的殖民地歷史記憶,也涵蓋回歸後香港有關西九龍文化區、保衛天星碼頭和龍應台的「中環價值」論等;而他通過歷史軼聞(例如張保仔)、小說、電影和建築(例如已清拆的九龍察)重新考掘與建構香港的「文化資產」,不諱言我們要重新認識以往一段英殖歷史,包括許多至今已無人認識的英國殖民地官員、大使、旅港的西方作家和大陸南來作家的遭遇,歷史如六七年的暴動事件等等,重新織造都市的歷史文化肌理,而只有不會遺忘自己過去身份和歷史的地方,才可以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我們的城市」和「世界的城市」。(註18)

  李歐梵提出的人文主義、文化身份和歷史回憶,如何可以成為靈丹妙藥?有待讀者們好好咀嚼,思考,亦要好好思索剛才還未開解的第二個問題:一個具備多元文化視野和胸襟的都市人是何等模樣和有何特質?他提出其「世界主義」,而一個具有世界公民特質的人理應懂得求同存異,尊重文化多元性,而關鍵又在於提升人文和文化素質,使人對「陌生人」和「他者」要有包容和瞭解的能耐。以下想引用他的一段說話,讓我們好好考量:

  「最近我正在看一本書,是一位哲學家寫的,阿丕亞(Kwane Anthony Appiah)生於非洲的加納,在英國受教育,學成後到美國名校哈佛及普林斯頓任教,他的一本著作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2006)。(註19)副標題特別值得注意:這本書不只是描述當今全球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討論一個道德倫理問題,那就是我們對於「陌生人」(或「他者」)是否有責任。他認為cosmopolitanism的觀念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對於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他人應該有責任或義務,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心。換言之,這是一種屬於全球化影響下的「普世價值「問題」:另一個取向是「世界主義」必須對於其他人種和文化有真正興趣,因此要尊重差異。即是說,「世界人」必是多元主義者,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真理,更不唯我獨尊。阿丕亞也承認這兩者之間有時會發生衝突,但顯然他的關注點在於前者,該書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對陌生人的慈善」(Kindness to Strangers),可見其端倪,他認為只談「包容」和「諒解」已經不夠。」(註20)

  面對近年香港人和內地人的深切矛盾,互不相讓,出言不遜,戲謔無度,香港面臨一個精神和文化危機,李歐梵既以港人自居,又向港人互勉,認為香港人對作為「鄉人」/「港人」,「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從九七回歸前引發的懷舊潮到二十一世紀初香港面對國族和世界文化認同的危機,他一直緊貼香港人的世俗生活,過平常日子,又嘗試抽離地以其文化涵養,為香港人前路而思慮,不離不棄。【101】

(註)

1 《尋回香港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x。
2 〈香港副刊文化直追晚清民初〉,《尋回香港文化》,頁153–155。
3 〈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收錄在《尋回香港文化》,頁169–181。
4 〈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尋回香港文化》,頁178。
5 《尋回香港文化》,頁xii。
6 〈尋回香港的文化資產—爲香港打打氣之一〉,《尋回香港文化》,頁6。
7 〈四個城市的故事〉,《信報月刊》,2011年11月1日。
8 〈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信報月刊》,2012年4月1日。
9 〈香港要走出上海的陰影—爲香港打打氣之三〉,《尋回香港文化》,頁16–20。
10 〈「雙城記」的文化記憶—爲香港打打氣之二〉,《尋回香港文化》,頁11–15。
11〈世故以後還有創意嗎?—爲香港打打氣之四〉,《尋回香港文化》,頁21–25。
12 對城市人文建築的看法,見〈田園大都會—人文建築的願景〉,《人文今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27–148。
13〈建築變遷與時代變遷〉,《人文文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0–13。
14〈世故與天真〉,《又一城狂想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7。
15〈滬港台都市文化與公共空間〉,《人文文本》,頁15。
16《又一城狂想曲》,頁12。
17 Leo Ou-fan Lee,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2008).
18 關於此英文書的中文書評,見陳明銶:〈立足此時此地,宏觀過去未來〉,《信報月刊》,2013年2月1日,頁148–150。
19 筆者按: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6).
20〈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信報月刊》,2012年4月1日。

作者簡介:
吳國坤,現正任教於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化管理課程),研究計劃包括冷戰文化中的視覺文化與政治。
https://cityu-hk.academia.edu/KennyNg

  編者按:早前,「港人字講」編輯部公開徵集有關書展專題評論稿,並已編成名為「書展中的香港文學」的特輯。由現在開始一連三個星期,「港人字講」將陸續刊登三篇與今年書展現象有關的專題評論,特輯第一篇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吳國坤博士撰寫的〈城間行者—李歐梵的人文香港與公共寫作〉。香港書展是本地文學界的盛事,自2010年增設的「年度作家」,獲選人受到廣泛關注,而今屆的「年度作家」是李歐梵教授,同樣引起坊間不少迴響。吳國坤博士將以「李歐梵的人文香港與公共寫作」為題切入,討論李氏的香港文學和文化評論,說明他如何透過雜文的寫作,以「都市漫遊者」的姿態關心「人文香港」,讓大眾更了解李歐梵的寫作和香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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