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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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文學大系‧散文卷》談談香港早期散文文白夾雜的語言特色 (上)

李洛旻 | 2016-02-29 17:59:55 | 分享到

   【港人字講:李洛旻】《香港文學大系‧散文卷》(下稱《散文卷》)分付兩冊,由樊善標教授及危令敦教授編集,收錄1919-1949年之間香港散文作品,是至今所見選入香港比較早期散文的選集。這兩部選集意義重大,一是對資料的全面蒐集,然後選輯的工作,對全盤掌握香港文學源頭大有裨益;一是選薦優秀文章,作為學習香港文學的典範。我並非專研香港文學的人,要宏觀地討論《散文卷》這兩部書,恐非所能。前已有曾卓然先生撰文探討此編與文學史的相關問題(見〈編輯部署與多元解讀──話說《香港文學大系》散文卷〉),我就避免班門前戲斧。因此草成此編,嘗試從另一角度,探討編內所選輯早期香港散文的「文白夾雜」情況,分為上下,上編談談早期散文文白夾雜的概況,下編著重分析語言的運用。

  根據李育中先生的憶述,1924年左右的散文,「一般是使用通俗或古奧的文言」,只是「間也使用一些白話體」,可見當時白話文小說還在蘊釀萌芽當中。到了1928年《伴侶》創刊後,報紙報刊才慢慢地開始接受白話作品。(樊善標《散文卷.導言》)。在這個時期,正處於一個文言、白話的新舊體語言交融的氛圍,文藝青年一方面擁有舊體文學的基礎,也有勇於創作白話文學的決心。甚至有些作家,刻意去除舊體文的習氣,如1929年龍實秀在《伴侶》第九期〈伴侶通信〉中便批評當時文章有「文言化」的弊病,說:「文言化真是本港許多作者的常病。他們的文章只曉得要求詞藻美麗,但內裏情緒空虛得沒半點意義。」他不滿意當時的文章有「文言化」的情況,認為這只是對於詞藻華麗的追求。若看看《香港文學大系》所收錄的散文,有不少就正是在這段時間前後寫成,例如天健〈爛漫的江濱〉(1927年7月)、愧餘〈送花人〉(1929年1月)、銀漢〈在牛後〉(1929年1月)、侶倫〈夜聲〉(1929年春)、〈向水屋〉(1930年暮春)等等。這些文章雖然是以白話寫成,但不論在意境或文字上,都有顯著古代文言的風格。舉如侶倫〈夜聲〉,意境像極歐陽修的〈秋聲賦〉;天健〈爛漫的江濱〉,則甚有蘇軾〈前赤壁賦〉的憂思,文中寫道:「賃了一艘小舟,……緩緩地蕩至海天闊處。多情的月姐似乎離不掉我們一步一步地緊隨著,我此時麻醉了。宇宙之謎,誰也[不]能猜破,簡直靜悄悄給自然力支配了一生,更說什麼功名富貴呢!」便與〈前赤壁賦〉「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擧匏樽以相屬」如出一轍。「小舟」、「海天」、「月姐」、「宇宙」,根本就是從古典文學的意境中借來;篇末的一段吟唱,又頗類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最後作者「與之酒而為之歌」的一段唱辭。

  值得注意的是,侶倫的作品共收入五編,為《散文卷》內收錄作品較多的作者。除了上面舉出的〈夜聲〉、〈向水屋〉,還有〈初頁〉(1933年春)、〈無盡的哀思—悼詩人易椿年〉(1937年3月)、〈颶〉(1940年9月)三篇,時間跨度較大。假若單就侶倫前後的作品來看,早期的〈夜聲〉、〈向水屋〉比較有文言氣息,而後期三則文章則是純粹的白話文,較少有夾雜舊體文的語言及意境。由此可見,侶倫在二十年代末的書寫,似乎仍在摸索文言向白話文過渡的的文筆。正因如此,他在二十年代末前後的兩篇文章,有較明顯文白夾雜的風格。 

  其實,《散文卷》所收錄的諸篇香港早期散文,都有這種文白夾雜的特點。文學就如建築一樣,都是由素材建構而成的藝術。建築的素材就是磚頭、泥水之類材料,文學的素材就是語言。只要不違反基本原則(建築要合符物理,文學則要清晰表意),素材可以有很彈性的處理和組合。當然,一些表意比較抽象的文學風格,如朦朧詩之類,其「基本原則」會比較寬鬆,但仍然是「有意可表」。語言的不同組合,目的是帶出不同效果;不同效果就會形成不同風格。這個時期作家將文言和白話元素組合起來,夾雜運用,但並不能完全融為一體,也反映了當時文言向白話過渡的實況,同時也形成了這段時期散文的獨特節奏。

  這時期散文所含的文言元素,有以整句文言句子入文,與其餘整句白話句式相伉。例如銀漢〈在牛後〉:「此時此境,蓋有足供尋味者也」、「就因為連月無雨,苦旱實甚」。侶倫〈夜聲〉:「夜色深沉,更殘籟悄,都聽見一二個先後而來的賣熱蔗聲」、「孤燈引夢,常常會展現過往的靈魂的微笑」。值得一提的是愧餘的〈送花人〉,通篇的對話幾乎全是文言:「何來此香花朵朵」、「阿恬誠不能做和尚也歟?」「以香求道亦胡不可者」。除了插入整句文言句子外,也有在句子成份中夾雜文言元素。例如用變換現代漢語的虛詞成為古漢語,舉如甫衣〈為狗官獸兵解嘲〉、「職乃向他們說道」的「職乃」、「且必如此乃算是忠實同志呢」的「且」和乃」、甫公〈可謂志同道合〉「我們安得不佩服呢」的「安得」。此外,文言詞彙也夾雜在白話行文之中,例如甫公〈為狗官獸兵解嘲〉有「倥偬」一詞,習用於古代漢語,表示急迫匆忙之意,《現代漢語詞典》收入此詞,並標明了是「書面上的文言詞語」(見〈凡例〉)。天健〈爛漫的海濱〉「我便永永做的底順民」的「永永」一詞,在現代漢語中沒有這個詞彙,但就見於古代漢語,代表著永遠之義,例如《孔子家語.冠頌解》收錄的〈成王冠頌〉就有「永永無極」,春秋晚期出土的金石銘文也有「永永有慶」一類的用語。除了用了文言詞彙外,一些作品中也運用了古字。運用古字入文的傳統,自古已有,是被視為提昇文章「古雅」程度的一種手法。班固編寫《漢書》時,便大量混用古字,以顯得古雅高尚,當然也和當時著重古文經學的學風有關;但與司馬遷寫《史記》運用較通俗的語言相比,顯然是兩種不同風格。謝晨光〈藎獻〉一文,題目名就用了「藎」這一個古字。《爾雅.釋詁》:「藎,進也」,《詩經.大雅.文王》:「王之藎臣」,毛《傳》也說「進也」,可見是一個很古的字。又如篇中有「懽」(歡)、「髩」(鬢)、「闃」(《說文》「靜也」)、「腆顏」(腆,厚也)、「做我們離別前的腆禮」、(腆,善也。古人多以「不腆」形容送給別人的禮物,以示謙恭,《儀禮.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藎獻〉內也有刻意滲入一些文言詞彙才會出現「同素異序」的情況,如特意將「結束」寫成「束結」,將「怖懼」寫成「懼怖」。如此種種,都透露著文言色彩。

  這些作家作品融入了文言元素,使得其一部份語言更精練,密度更高。而另一方面,他們為了增強文章白話的風格,除了有以日常說話溝通「寫我口」的方式入文,還大量借助歐化句。五四以來,漢語歐化成為推動白話文革新的一途。透過運用歐化句式,除了讓行文更具「白話」氣息,同時也由於句內含有大量定語、狀語詞組,能夠增強現漢漢語的表現能力,補足「寫我口」的乏味陳述。這時期的作家刻意制訂長句,似乎是希望與緊密濃縮的文言語句抗衡。例如侶倫〈向水屋〉:「但都如時光一般的在我底感官下悄悄地告別,過後都有特殊的足以抓住我心的什麼」,這一連串並列的定語、狀語詞組「如時光一般的」、「悄悄地」、「特殊的」、「足以抓住我心的」,形成了兩句語言密度較底的長句。除了並列的定、狀語詞組,也有層遞的用法,如侶倫〈初頁〉便寫道:「可是人與人的情誼的厚薄」,「一顆體驗的心回答一顆經驗的心底歎息」、「那樣無私的親誼,把兩人間的性別的高牆慢慢坍倒」;銀漢〈在牛後〉:「因為我纔又體會到舊居梯下的同胞的胸際的所有」。諸如此類句子,都有多於一個「XX的」、「XX底」、「XX地」的詞組,併入一句之內,讓句子以白話行文,同時表達的繁複的意思。這種寫法,便與含有文言元素的精練行文,相映成趣。有時,作家更會刻意將句子寫得十分冗長,如謝晨光〈藎獻〉云:「雖然在月華如練的良宵,我也曾默然拒絕了曾經溺殺過無數慘綠少年的送到我的口邊的櫻唇而為了已往的薄情低頭自懺。」此處後一句是頗長的句子,儘管是以白話寫成,但由於整句句子的結構複雜,屈曲難明,讀起來卻倒是不易理解;然而上句「月華月練的良宵」節奏明快,狀物簡潔,極具文言意境及氣息。形容良宵,作者大可寫得十分冗長,但恰恰他正將「良宵」形容得十分簡明,緊接下一句卻以歐化的方式制作蔓衍的長句,可見是作者刻意為之,創造一種文白夾雜的語言節奏。

  從《散文卷》所收錄的幾篇早期香港散文可見,這時期的作家本就有深厚的古文根基,當時又是白話文文學初始在報刊雜誌等流行,舊體風格和語言往往仍然在行文中表露出來。在白話語句之中,滲雜許多零碎的文言元素如詞彙、古字、虛詞,形成語言密度較高而結構簡單的句子。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又會以歐化的方式制為長句,分散句子的語言密度,增強白話氣息,卻大幅令句子結構變得複雜。這種矛盾的語言運用手法,正正體現當時作家一步步探索文言與白話風格如何互相交融的方法。【101】

作者簡介
畢業於嶺南大學中文系,現於清華大學攻讀歷史系博士,並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職研究助理,研究興趣為經學、文獻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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