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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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獎的前世今生】從獲奬到評審———吳美筠、劉偉成笑看文獎風雲

王貝愉 | 2016-06-16 13:02:16 | 分享到

   【港人字講:王貝愉】在咖啡館裏談文藝,在場有同是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會長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兼文學組主席的吳美筠博士,以及新一屆雙年獎詩獎得主劉偉成,主持的是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馬世豪。我城數得到的文獎包括青年文學獎(下稱青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下稱雙年獎),以及香港書獎等。其中兩年一度的中文文學雙年獎,在香港文壇更是舉足輕重。邀請新一屆詩獎得主劉偉成,與第一屆詩獎推薦獎得主吳美筠對談,這個組合,可說得上是「貫頭徹尾」理解香港文獎的前世今生。從兩人身上迥異的經歷,體現文獎對作家創作歷程的影響,繼而聽取二人的評審經驗,或許可理清頭緒,進入更深的文學討論。

  吳美筠回憶,七、八十年代香港文獎之初,最矚目為青年文學獎,另有「大姆指詩獎」、中學生徵文獎等寄生於文學雜誌的獎項,在當時的確有助推動文學創作。靜坐旁邊的詩人劉偉強,手執數本珍藏文集,追溯至六十年代的徵文活動,早如《中國學生週報》等,比青獎更早帶動創作風潮。甚至在五十年代,連熱水壺公司也辦過徵文比賽,請來名家錢穆等人作評審。文社或報紙雜誌亦有舉辦徵文比賽,招徠作者投稿,令媒體內容開始與外界有所溝通,豐富內容。

  談回今天,吳美筠提出第一個詰問:「時至今日,文獎雖比以前多,但其實可以做得更好嗎?因為文獎已追不上現今文學的蓬勃發展。」她回想早期雙年獎年代,詩集和文學著作少之又少,而現在文學出版的數量和質量與日俱增,兩年一次的文獎,明顯不足。獎項種類和舉辦機構也顯得單一,以藝發局和圖書館為主導,如她所說:「缺乏由民間發起、不同類型、不同氣質的獎項」。圖上(左起)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馬世豪、新一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獎得主劉偉成、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會長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兼文學組主席吳美筠。

青獎之下的文藝生活

  文獎於創作者而言,可以有多大影響,有否達到文獎的初衷?對於劉偉成而言,文獎似乎超越了一個奬項的意義。他回想自己與文學的關係,最初僅是喜歡「談文說藝」。當時他就讀聖保羅書院,愛看青年文學獎得奬文集,追讀散文、小說和新詩。為了買回缺屆的青年文學獎得奬文集,他按圖索驥,也因近水樓台,尋到位處香港大學的青年文學獎協會。對當年尚穿著中學生校服的他來說,這個拜訪經歷,猶如「奇景」。當時學生幹事為辦文獎周,需通宵排隊預約地方,而劉偉成到來後甚至走入其中幫忙排隊,由此結下緣份。

  自此他成為青年文學獎協會常客,甚至連會室中的留言冊也讀得如獲至寶,發覺「易一字重千斤」,對文字敏感度由此而增。他早期讀過得獎詩如第六屆《觀世音》、第七屆《捕鯨人》等。新詩長達二百行,對一個只讀教科書新詩的中三學生而言,無比震撼。他原以為詩該是輕如「輕輕的我走了」,才驚覺敘事詩可以這樣氣勢磅礴和宏偉,「於是有了仰望的目標」。升中六那年,他終由理科轉修文科,更轉到王良和老師任教的學校就讀,正式接受文學訓練,他笑言那是個練武功的過程。同年,他參賽第十七屆青獎,憑着新詩《剪》和散文《搭棚者》,取得雙連冠。他謙虛地說,這是對他很大的鼓勵,而得獎詩作是對王老師《柚燈》的仿擬轉化,以詩化文字講述如何破除生活上的隔膜。

  文獎對某些作者而言,可能只是某刻的得獎經驗,但對於劉偉成,是較深長的文藝生活的沉浸。他回憶:「青獎背後承托的,可說是整個文藝生活,文獎是我記憶的重要部分。文藝生活需要厚實的鋪墊,才能發展深入。」或許回味當時文青生活,比他得獎所嚐到的更甜。


劉偉成帶來一系列珍藏文集,雖事隔多年,但仍保存原好。

文藝的冰河時期

  劉偉成在青獎的沉浸中成長,但吳美筠經歷的,卻是甘苦在前。她一語道破現今香港文壇,處處強調本土文學的「缺稀性」,「文學似乎罕有且無人重視,卻更將文學推至邊緣,以此才能顯伸出文學的市場價值,但同時也彷彿否定了讀者和作者建立的溝通」。但原來真正的缺稀,不在現今,而在廿多年前甚至更早。

  她最初開始讀現代詩,還沒有任何系統,自行研讀羈魂、戴望舒和穆旦等人的作品。那年,她的詩集《我們是那麼接近》參與首屆中文文學雙年獎(1989-1990),和吳呂南的《乞靈再集》同獲推薦獎,但第一屆的新詩首獎,卻突兀懸空。吳美筠坦然剖白:「我花了十年時間去消化,當時無法理解,為何正獎不可頒給兩人,或無論如何頒予一個?」她在意的不是輸贏,而是第一屆文奬在當時的意義:「為何正獎要懸空?第一屆開山劈石,在一個沒有鼓勵的情況下,失去獎項,很容易令人退縮。」幸而她倔強堅持,那段日子,才是香港文壇真正的冰河時期。在此之前只有青年文學獎,並無獎金或其他資助、絕少發表渠道、報章減版詩刊停印。她得到第一屆雙年獎的推薦獎,連一紙證書也無,得獎者在頒獎禮上只獲點名,「對一個青年來說,那實在是很突兀,很無狀」。

  更甚者是,多年之後她才發現,當時參賽要面對的評審歷屆最多,足足有六位,其中包括來自台灣文壇的楊牧鄭愁予和葉維廉。以台灣眼光去評審香港的本土詩作,本就是個難題,她難以置信:「要如何得到他們的垂青?」而後來,吳美筠再讀到葉維廉三十年後撰文回憶。葉維廉的文章指出,第一屆雙年獎參賽新詩著作其實不少,惟有「現代詩的語言自覺」的作者絕無僅有,唯吳美筠是其中少數有此語言自覺的詩人。吳美筠苦笑道:「這個評語,足足遲了幾十年。」

  當時市面詩集的確寥寥可數,詩人如她都要自掏荷包,揹着詩集去書店求賣。怎料書店拒收,只讓她六折寄賣,能賣多少得多少。她欲放下十本,店主卻着她留下五本便夠,叫她個多月後回來再取,還冷冷補上一句:「都無人買的。」這個畫面,她深印腦海,而始萌生使命感。「自此以後,我不想再有年輕人要面對這樣的艱辛。」重提舊事,她眼眶泛紅。

  年輕人被踢出門口,這種經歷,劉偉成語重心長地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吳美筠如今也笑着認同,但現在她擔任評審,修正自己過往的想法,決意不再讓獎項懸空,寧讓獎項歸予最高分的參賽者。她想,既然獎項已設立了,那為何不頒?「一個獎的設立,對底是為主辦機構的名聲,還是為了推動獎項背後事件的價值?如果是文學獎,那一定跟推動及承認文學價值有關」。

  而經過十年的沉澱消化,眼前的吳美筠鐵錚錚地道:「要繼續為文學努力,文學有價,無論得獎與否,都值得我花一生去做。沒有良好的機制和視野,會扼殺很多人的成長。我是能夠衝出去的一個,衝出去雖是起步為艱,但我再也不想見到一個又一個的起步為艱。」她盼十年二十年後,無論何人寫的詩好或不好,只要他繼續寫下去,都是值得的。


第六屆青年文學獎文集,可說是詩人劉偉成的啟蒙讀物。

別過於執着文獎

  最初,文獎設立,僅是單純為了鼓勵創作者。但時至今天,得獎氣氛似乎已不如往日。吳美筠觀察到,現今文壇對得獎作品的爭論沸揚,有部分人太倚重文獎機制,過於執着得失,而她特別欣賞村上春樹的心態。村上早期得到新人作家獎,卻始終失落「芥川獎」,讀者為他不值。村上卻有另一種看法:「對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有幾件是比文學獎更加重要的事,其中一件是自己正在生產有意義的東西的手感。」手感是指他真覺得自己在寫作,另一點他更珍惜的是「擁有真正正當評價自己作品意義的讀者,人數多少不拘」,這是作家的自我認同感。

  說回詩人劉偉成,他自言參賽作品也曾多次投籃,失望總少不免。但他始終視文獎為一個園地,讓他知道同年代的人有這樣的創作,加以學習和借鏡。他說起王良和老師的教誨:「成熟,就是從你真心欣賞對手開始。」

「文獎體」爭議

  香港文獎的發展,漸漸由青獎到雙年獎,似有軌迹一級一級攀沿而上,甚至由得獎者變成評審,有指會衍生成一種針對獎項、評審口味而寫成的「文獎體」。吳美筠認為這甚至涉及一種文學社會學,即文學的合法性,「可能會形成某種文風或詩風,排拒另一種比較前衛、實驗、嘗試的風格」。劉、吳二人討論之下,也覺得這值得思考。特別是,劉偉成奪得今屆雙年獎的詩集《陽光棧道有多寬》,也被質疑是「文獎體」,但他只淡然回應:「這本詩集我已寫了七年,如有心攞獎,早已出版了。」他沒有在意獎項,只為寫自己的作品,「每一首都是有感而發的詩」。或許他學生時代為了幫補學費,也曾為獎項而創作,但現在對詩人來說,創作再無任何預謀或計劃,所以獎項也來得特別難能可貴。


港大保良社區書院講師馬世豪、新一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獎得主劉偉成、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會長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兼文學組主席吳美筠。

評審過程的隨機性

  於是,即使二人現在身兼評審角色,卻也不忘深思:「文學獎是否把文學價值呈現的唯一途逕?」評審過程可說是旁觀者迷、當局者清,討論的本身就是一場戰役。劉偉民已意識到,作品得獎,可能是因緣際會,評審在某個時刻,提出某個重點,而某一作品也達到要求,便會備受重視。評審間意見可以南轅北轍,有時更需據理力爭,更多時會有妥協場面。於是,無論評審機制有多少規限,始終存在着隨機性,所以劉偉成反問:「世上有何種評審或評審機制,是絕對公平?」

  而吳美筠亦提出一點--香港現今文學發展的成熟程度,是否已「夠格」去面對透明機制,將評審的過程如會議紀錄公開?她指出,在評審會裏,聲音眾多,外界以為某一評審只鍾情某一風格,然而事實上可能只是少數服從多數。又或面對太尖峰太個性化的作品時,喜惡變得兩極,投票之下,變成獲得平均分數較高者勝出,但不代表富開創性的作品就該被忽視。賽果始終未能反映所有細節,於是吳美筠認為,透明的討論顯得額外重要,特別是對於作品較為實驗或先峰的創作者而言,作品能夠在某個評審的討論和堅持當中,得到認同,而這個觸動點足以令一個創作者有與別不同的成長。

  同時,這對評審也是一種挑戰,評審的評論和理據將要面對公眾,文責自負,亦可自我檢討甚至改進。當然,主辦者或許會怕因此惹來更多風波,但她認為,公眾對賽果有意見,不代表比賽辦得不好,「難道連讓人『鬧』的機會都無?」當然不一定要責罵聲,但至少受到關注。她舉最近台灣《文訊》的「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賽果為例,會議紀錄在雜誌中刊登出來。其中有人疑惑也斯的入圍小說《後殖民食物愛情》是否長篇小說,而在討論過程中有評審找到支持理據,得出更深刻的文學討論。作為一個評論人,她不恐懼爭論,但拒絶無質素的爭論。為此她強調要培養抽離角度,提到村上春樹堅持不當評審--他自覺無法勝任。這可說是一個作家的自覺。村上的小說風格強烈,他自認「我是一個太過於個人的人」,有固有視角、個人觀念很強。於是,自己的尺度適合自己,卻未必適合用以衡量其他作家,所以村上將評審邀請一一婉拒,但他也不否定有作家能同時兼顧創作和評論。至於劉偉成也有他的堅持,盡量將評語寫得詳細,知道這對參賽者自身成長有重要意義。

  回到本源,在吳美筠心中,中國文學最輝煌的時期在唐、宋、清等,不同派別得以並存。而清代更是中國文學演變的豐收期,香港有潛質、也有政治條件,繼承這個文學豐收,文化和藝術發展可更趨成熟。由劉偉成的默默耕耘,至吳美筠着緊文壇成長,顯示香港文學或香港文學評論並非身處暗角。的確還有不少人咬緊牙關為此抱打不平,文壇並不沉寂,也不願塵埃落定,至少各種聲音都將繼續眾聲喧嘩。【101】

編後按:本專輯本擬邀黃仲鳴教授撰寫擔任文奬評審點滴,惟最後他因事無法完成。為此本會謹向黃教授致謝,並另改以座談專訪完成專輯,尚有延誤謹向讀者致歉。

作者簡介
王貝愉,中文系畢業,卻輾轉投身傳媒業。任報紙編輯、專欄作者及自由撰稿人,文學既遠且近,對專題訪問欲罷不能。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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